時代周報記者 韓瑋 鄧全倫  發自上海、廣州
  9月的第3周,中歐國際工商學院(以下簡稱“中歐”)迎來了今年EMBA秋季班的開學季。300多名新生聚集在華裔建築大師貝聿銘設計的校園裡,他們將在這裡度過20個月、每月4天的學習時光,學費58.8萬元。
  不過,在今年一紙官員“禁讀令”下,這次開學稍顯“敏感”。所謂“禁讀令”,是指此前的7月31日,中央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領導小組、中組部、教育部聯合下發通知,要求嚴格規範領導幹部參加社會化培訓有關事項。領導幹部的範圍包括黨政機關、國有企業與事業單位。
  對於高收費社會化培訓的界定,另一份配套文件指出,目前,各種EMBA、後EMBA以及各種打著政商聯誼、交友、游學等名義的總裁培訓班、高級領導人員研討會、研修班等,屬於社會化行為的,領導幹部一律不得參加。
  EMBA,又稱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2012年田樸珺事件之後,EMBA以一種畸形而迅猛的方式走紅,並因集合富商、政要、明星等元素屢遭輿論非議。
  但有EMBA學員直言,獵奇性的文字片段放大了個別商學院的浮躁外象,忽視了中國商學院在推動民企、國企發展中發揮的積極作用。
  有學者接受時代周報記者採訪時指出,從主流來看,EMBA培訓對推動國企的改革發展更多具有積極意義,一刀切地將國企領導限定在商學院之外的做法或許值得商榷。
  政界校友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成立於1994年11月,次年5月開設MBA、EMBA課程。截至2013年底,這家國內頂級商學院已培養了9000餘名MBA及EMBA畢業生。
  依照往年,中歐每期EMBA學員里約有5%的政府官員。而今年,中歐市場及公關部助理主任袁梅在回覆給時代周報記者的郵件中只表示,“目前的課程運作一切正常,今年的秋季招生我們已在按中央的有關精神執行”。除此,她沒有解釋更多。
  但在中歐今年的招生簡章上,左上角依然印有字樣:中歐擁有中國大陸商學院規模最大、陣容最強的校友網絡。建校20年來,中歐的校友政要巨賈雲集。
  南中歐,北長江。2002年11月啟動EMBA培訓以來,李嘉誠基金會捐資創辦的長江商學院(以下簡稱“長江”)同樣吸引了眾多黨政機關及國有企業的領導幹部。
  據院方介紹,長江EMBA至今已招收學生20多期、5000餘位,超過76%的學員擁有副總裁及以上核心管理職位,其中不乏省部級領導、央企及大型國企董事長,比如廣東省屬國企粵財控股原黨委書記梁棠等。
  詳細的EMBA學員構成分析則顯示,長江所招學生的平均年齡為40.6歲,22%的人員來自國有企業,這一比例低於民營企業的33%和股份制企業的25%。
  除了中歐和長江,開設EMBA課程的“第一梯隊”學校目前還有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復旦大學管理學院、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等,兩年的學費多在50萬-70萬元之間,其中長江報價最高,為68.8萬元。
  據時代周報記者梳理,時下的在任官員中,相當一部分都擁有EMBA學習經歷。尤其在經濟較為發達的北京、上海、廣東、浙江等省市,讀過EMBA的官員更是大有人在。不過,這些現任官員的簡歷上並未註明各自的畢業學校。
  落馬官員中的EMBA學員更不少。比如廣州市科技和信息化局原局長謝學寧是中山大學EMBA碩士;內蒙古原統戰部長王素毅2003-2005年曾就讀長江商學院EMBA班;重慶市原副市長王立軍、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府原副主席李堂堂均擁有EMBA學歷。
  9月8日,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官網的EMBA學員名單中還有3名現任省部級官員的名字,9月9日,這3人的名字已被刪去。
  中國式異化
  在輿論的視野里,貝聿銘設計的中歐校園正是中國EMBA教育的起源地,聚集在此的政商人士以及結成的關係網絡毫不簡單。
  EMBA最早由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於1943年首創,在美國,EMBA的實質是一種授予學位的在職培訓,尤其適合那些職位升至中高層而又沒有MBA學位的管理人員。EMBA學員由公司推薦,利用業餘時間集中上課,課程內容廣泛,強調理論聯繫實際。
  1995年,EMBA課程率先由中歐引入國內,第一期中歐EMBA共招收了42名學員,當時學費10.5萬元。2002年7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發出《關於開展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EMBA)專業學位教育工作的通知》,正式批准了30所大學試點開辦EMBA教育。
  “短短12年,中國也許擁有了世界上最多的EMBA學生;EMBA可能是中國目前在商科和管理方面唯一取得卓越地位,並獲得世界認可的項目。”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接受媒體採訪時說。
  在錢穎一看來,這與國內EMBA學生構成不無關係。在西方,讀EMBA的多為中層管理者,而中國學生一般是40多歲的高層管理者,他們願意付很高的價格讀EMBA,使EMBA項目成為國內很多頂尖商學院最大的收入來源。
  EMBA在國內的發展,很大程度濃縮了經濟變革發展的歷程。“中國最早一批EMBA,是因當時經濟市場改革,企業制度轉型及互聯網出現的新機會應運而生的。”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執行副院長劉勝軍告訴時代周報記者,很多企業家並未接受過正規的高等教育,而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依靠自我摸索獲得成功;EMBA教育順應了這些錯過現代管理教育機會的企業家希望補課、獲取管理學知識的需求。
  中國EMBA教育採用市場化運作模式,培養院校被國家賦予了在招生、錄取和培養方式上較大的自主權。按照官方規定,具有本科以上學歷,8年以上工作經歷(其中4年以上管理工作經歷),較大規模企業的現職高層管理人員才可報名。考試、面試的題目,均由辦學機構自行出題。
  但這亦導致中國EMBA的發展,相比國際上發生了“異化”。
  清華大學經管學院一位不願具名的老師表示,首先是入學資格上,國外的EMBA課程,有大約70%的知名高校要求學員通過GMAT(經企管理研究生入學考試),而國內卻並沒有相應的要求。
  其次,國內EMBA招生人數已明顯高於國際平均標準。一般來說,國外商學院為了保持EMBA精品化的地位,每年招生人數最多都不會超過100人。
  此外,國內EMBA的受教育群中還出現了國外鮮有的群體—行政官員。
  “中國的地方官員大多在經濟建設上著力甚多,EMBA課程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可以幫助他們理解經濟、理解企業;而黨校沒有設置這樣的課程。”劉勝軍說。從現實利益考量,EMBA這紙文憑的確能為官員的學歷“鍍金”,有利晉升。
  但今年廣東“兩會”,官員就讀EMBA遭到了詬病。民革廣東省委向廣東省政協大會遞交提案,建議頒佈官員禁讀EMBA令。提案的焦點圍繞高達數十萬元的學費。官員就讀EMBA的學費來源理論上有官員自籌、任職單位承擔和商學院減免3種。民革廣東省委通過調查發現,幾乎沒有官員自費進修EMBA,後兩種方式盛行。
  “有的政府部門為就讀EMBA的官員承擔全部學費,用納稅人的錢去干與政府管理工作無關的事情,這本身就違反政府部門的財務規定。”上述建議書提出的質疑已被輿論附議。
  圈層文化
  今年7月31日,禁讀令最終落地,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的領導幹部被圈定在EMBA教育之外。這作為一項反腐措施正被實施。
  禁讀令直指EMBA這枚硬幣的另一面—EMBA形成的圈層文化極易異化為官商勾結的名利場。“EMBA學習促成了一個同學圈子,其中既有官員又有商人,商人需要官員的支持,官員也有結交商人朋友的衝動,這種交往容易滋生腐敗、賄賂和尋租。”著名公共行政學家、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說。
  劉東(化名)去年從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的EMBA班畢業,至今與商人及官員“同學”保持緊密而良好的關係。劉東坦言:“大家求學的目的無非是想學點東西,更想認識點人。”
  在劉東看來,在學習知識的過程中,拓展人脈無可厚非,尤其在強調“關係”的中國。近年來坊間流傳一句話:“上大學看學校、考研究生看導師、讀EMBA看同學。”這反映的現實是,很多人讀EMBA的主要目的是結交同學,積累人脈。
  事實上,受中國圈層文化的影響,“關係”在EMBA教育中尤顯舉足輕重。許多商學院毫不掩飾他們如何努力營造學員之間的關係平臺,以及如何通過這個平臺促成資源整合。據時代周報記者調查,許多商學院的EMBA班組織有各種沙龍、同學會,同學間合資組建公司、成立基金等商業行為屢見不鮮,已成國內重要的商務圈。
  強大的人脈網絡無疑成為各大高校EMBA的“賣點”。北京大學“後EMBA”招生宣傳資料聲稱,近三年來已開班七期,總共有1000多位黨政精英和傑出企業家入班學習。
  2002年教育部公佈的EMBA學費指導價為20萬元,而今一線商學院的學費早已超過50萬元。公開數據顯示,知名高校的EMBA項目年收入普遍在2億元以上,不少高校也能得到億元左右的收入。正是這種利益誘惑,各大高校在EMBA教育上競爭十分激烈。
  國內一大學EMBA項目主任告訴時代周報記者:一些高校為了爭奪生源、提高知名度,一方面盡其所能地找名師授課,另一方面挖空心思提供教學以外的附加值,比如邀請一些擁有巨大資源支配權的官員,有知名度的演員、運動員入讀,“在招生過程中會對這些人降低錄取標準,在學費上給予減免”。
  長江商學院副院長梅建平就曾向外界披露,長江商學院EMBA公務員學員(包括政府官員、企事業單位的高管)所占的比例,被控制在10%以內。該院還給了甘肅、青海等地貧困縣一些入學名額,其實就是給予當地一個招商引資的平臺。這些公務員的學費則是減免的——通過獎學金等形式由李嘉誠基金會出一部分,另外由企業家學員的學費貼補一部分,公務員學員本身只需象徵性交一點學費,他們主要是負擔自己上課的路費、住宿等雜費。
  通常,EMBA學員只在每月上課的三四天里才能聚在一起。“讀EMBA如果說是混圈子,那麼這個‘同學圈’更具含金量。”林曉夫(化名)在讀某知名商學院EMBA班,學員60多人,基本是各行業精英,其中還包括數量不多的政府官員與國企領導。
  “很多時候大家會交流各自遇到的經營難題,很容易找到解決之道;更重要的是還能整合很多政商資源。”林曉夫還披露,一位房地產商同學曾從另一官員同學處及時得到信息和指點,從而在某市一項目競標中順利殺出了重圍。
  “在國外,積累人脈也是企業家讀EMBA的目的之一,但並沒有我們這樣直接和赤裸。”重慶社科院研究員田豐倫說,這實際上是EMBA這門課程對中國現實的一種適應,客觀反映了“政商關係”在中國商業生態中所占的比重。
  尷尬的國企
  “鑒於官商勾結的憂慮以及MPA教育的發展,禁止行政官員就讀EMBA有著一定的合理性,但針對國企幹部的禁讀就值得商榷了。”
  提出這一論斷的劉勝軍與國企幹部有過不少接觸。有一回,他遇上一位“總在飛機上”的老總,無意間問起他的EMBA學業。不料,對方竟然沒缺過一次課,還興緻勃勃地講起他如何運用財務會計課上學到的一個小技巧為企業降低千萬元的財務費用。
  “受體制限制,國企改革一直戴著鐐銬跳舞,而國企高管需要通過極大的個人努力推動企業發展。如今,國企的管理機制越來越與國際接軌,這不能說全是EMBA教育的功勞,但至少EMBA為國企高管彌補國企體制天生的不足和缺陷提供了一種有效的途徑。”劉勝軍說。
  在劉勝軍看來,輿論針對國企領導就讀EMBA的質疑主要基於兩點:第一,夤緣攀附、加劇腐敗;第二,學費高昂。“腐敗是商學院的問題嗎?不是,這是中國社會的問題。”劉勝軍認為,國內商學院的師資趨於國際化,有的學校一半以上的教授都從海外引進,這使得國內外商學院的學費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據英國《金融時報》2013年評出的全球商學院EMBA百強榜,中歐名列第10,美國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排位第9;後者今年7月在香港開辦首個中國校區EMBA班,學制21個月,學費15.5萬美元,價格是前者的1.6倍。
  清華大學EMBA項目的一位招生老師則向時代周報記者解釋EMBA貴得有理:“我們擁有一流的師資隊伍,李稻葵、魏傑這些知名的經濟學家都會執教。按照往年,原國資委主任李榮融也會來上一門課。”
  而在“土豪級”的長江商學院,院長項兵曾“誇下海口”,承諾在5年內聘請70位世界頂尖商學院教授作為長江的常任教授,“全從世界前十名的商學院請。”業內人士估算,美國商學院常任教授年薪一般在15萬-20萬美元,頂尖的則高達上百萬美元。
  羊毛出在羊身上,長江的學費從2009年的52.8萬元、2010年的58.8萬元一路漲至2014年的68.8萬元,接近於10年前學費的3倍。與此同時,整個EMBA圈的報價也集體上漲。
  在學費繼續走高之前,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了《關於合理確定並嚴格規範中央企業負責人履職待遇、業務支出的意見》。根據這份文件,未來國企負責人獲取在職學位,參加MBA、EMBA等課程而產生的費用,須由個人承擔。
  新規之下,國企與外企的差距凸顯。“外資企業通常鼓勵員工進行在職學習,我的一些在外企工作的同學就能部分或全部報銷EMBA學費。”林曉夫說。
  劉勝軍認為,從職責上講,國企領導不是官員,而是企業家,他們的任務是把企業做大做強,他們中存在到頂級商學院學習的需求。
  “我不否認中國的EMBA市場存在不合理成分,有待進一步的發展與規範,但對國企領導採取一刀切的禁讀令,這帶來的負面效應可能大於正面意義。比如,如果禁讀令破壞了激勵機制,高管的工作積極性下降,出現不作為、怠工的行為,這會導致企業價值受損;又如,當民營企業競相把領導、高管送到頂級商學院接受培訓,學習西方的管理理念,國企卻關閉了這一學習渠道,這是否會使國企在將來的市場競爭中陷入更加不利的境地?”劉勝軍認為,國企改革的正確方嚮應該是進一步市場化,真正實現政企分離,而非將國企與市場隔離。
  “國企的根本問題在於體制,這一癥結未能解決之前,短期之內,可以考慮在國企內部建立EMBA的遴選機制,挑選優秀的員工去商學院進修,同時,公示這些員工的工作業績與表現,讓輿論監督盡可能發揮作用。”復旦大學一位不願具名的管理學教授對時代周報記者說。
  在9月開學季,時代周報記者咨詢了國內大多數頂尖的商學院,院方無一願意對禁讀令予以置評,以免卷入這場熾熱的反腐運動。只有幾位負責招生的老師表示,只要單位同意,EMBA項目依然歡迎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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